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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北坪:拟态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与应对分析

  [关键词]  拟态环境;思想政治教育;困境;有效性

  [摘  要]  在媒介社会化背景下,由传媒所营造的拟态环境,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大众的思维及生活方式,而拟态环境的混沌、散漫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们思想意识上的混乱、是非判断上的模糊和价值追求上的困惑。如何而对媒介技术所构建的拟态环境这一现代性的时空范畴,了解拟态环境这一传播学概念,特别是拟态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作用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直面的课题。

  环境是每个人思想道德观念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和重要条件。在现代媒介技术的包围和影响下,媒介延伸了人的视线,拓展了人的思维,却又往往使人被媒介化、符号化,人们所而临的生存时空也创造成为一个复杂的符号环境。由传媒所创设的这个“拟态环境”成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无法逃避的生活世界,它同感性世界并驾齐驱,成为决定人们生活情感、生活欲望、期待、认知和态度的两大环境世界。”[1](P59)在中国社会转型加速的当下,各种舆论交织、交锋和交融,在舆论冲突胶着的时候,公众的分辨力通常相对薄弱,拟态环境却往往通过裁剪、组接等方式,形成“舆论波”,不断影响受众,不仅使受众价值系统受到不确定因素的不断冲击,而且社会主流价值的根基也被松动,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何而对媒介技术所构建的拟态环境这一现代性的时空范畴,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直而的课题。

  一、问题的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追求需要充分借助传播学的知识

  1.拟态环境概念溯源。

  拟态环境的概念首现于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一书。1922年,他在该书的前言中引用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洞穴比喻”之后,描述了在1914年一战伊始,一群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住在一个海岛上,虽他们己互为敌对国,却依然友好相处的情景。李普曼据此对“拟态环境”作出论述:“回过头来看,对于我们仍然生活在其中的环境,我们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我们可以看到,报道现实环境的新闻传递给我们有时快,有时慢;但是,我们总是把我们自己认为是真实的情况当做现实环境本身。”[2](P2)他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受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物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在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所以,拟态环境不是人们实实在在能够感受到的真实事件,它与现实之间始终存在着一道鸿沟,是现实环境的局部和摹写,或多或少地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某种偏移。

  李普曼也指出了拟态环境对于人们认识社会环境变动的客观必要性。他认为,拟态环境是现实世界的微缩,为人们提供了相对简化的认知世界的框架。拟态环境这个概念自诞生之后,一直作为传播学的经典概念加以运用和研究。后来,在众多的学术流派中,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对传播给予最多的关注和研究,提出了“媒介即意识形态”的核心观点。[3]此外,与拟态环境相关联的如媒介环境、媒介世界、舆论环境、虚拟世界等几个概念,其本质特征都是以传播媒介为载体构建的虚拟性,都是以人们的感知为基础的一种观念形态的存在,而拟态环境一词更能涵盖和体现上述词语的本质意义和内在规定性。

  2.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引入拟态环境的研究现状。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立以来,出现了多学科扩展渗透的态势,推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深化发展,“其他学科,如教育学、管理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的专家,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专家相结合,进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渗透,形成了一些富有特色的探索领域与研究成果,如以弘扬、开发我国传统文化为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学;以研究人的全而发展为重点的人格发展理论与方法;以探讨思想教育与行政管理相结合为基点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学等等”。[4]尽管传播媒介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己成为学界的共识,但近几年来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网络新媒体技术对人们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即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支学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将思想政治教育放置于拟态环境的下展开研究,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与功能,其成果相对较少。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谭会恒的硕士论文《拟态环境对思想政治学科教育探析》,首次对该问题作了梳理,而此后周燕琳、蒋立宏撰写的《拟态环境构建与校园媒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以及卢艳荣、金天星撰写的《拟态环境语境下的大学生网络舆情分析》(《人民论坛》,2012年总第365期)等,则更多是从媒介到媒介环境,即大环境到小环境之间的论述。拟态环境的概念由来己久,从传播学的视角,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路径;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来看,仅仅就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手段泛泛而谈,尚未深入到学科交叉研究的层而,即没有从客观现实环境、拟态环境、环境认知,到最终改变人的行为的互动关系的角度展开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3.将拟态环境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视野的现实意义。

  从社会实践来看,媒介传播技术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学界通常认为,拟态环境被认为是由社会精英操纵的,因为谁掌控了信息源,谁就拥有了话语权。以此推知,思想政治教育要达到其设定的目标,很大程度上需要教育的主导者实现在拟态环境下对信息的有效操控。这种状况大大有别于传统社会受物质技术条件束缚的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模式。在传统社会,传播手段较为有限,只能借助报刊及演讲等人际传播方式传播思想,这构不成拟态环境。现代社会的信息技术填平了信息鸿沟,使社会成员之间与统治阶级之间掌握信息的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均等,统治阶级虽仍能在一定程度上操纵拟态环境,但更需要充分考虑人们思想道德状况的独立性、层次性、差异性,及时对教育方法、手段等技术层而进行不断地调整,以增强其社会适应性。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国家与国家之间往往也是谁掌握了先进技术,谁就拥有了主导权和话语权。在现代社会,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在技术手段上存在着不对等性,这也必然会排除这些国家之间“平等的信息流通和传播”的可能性。同样,这也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拟态环境的价值: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提升

  在现代社会,大众“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世界里,而且生活在一个符号世界里。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组成了这个世界,它们共同编织了人类经验的符号之网。人类在思想和经验上取得的进步不断使这符号之网变得更精巧和牢固”。[5](P24--25)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不仅需要倚重媒介环境、符号系统,更离不开拟态环境所提供的舆论支持。

  1.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的创新。科技的进步推动着网络技术向着一种无限可能的方向快速发展,“在机械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今天,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电力技术发展之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地球。就我们这个行星而言,时间和空间差异己不复存在”。[6](P20)网络延伸的是人,包括人性、人心、人的需要、人的思想和人的价值观等,当“微博粉丝超过1000人,你就是一本内刊;超过l0万人,就是一份都市报;超过100万人,就是一份全国性报纸;超过10000万人,就是电视台,超过1亿,就是CCTV”。[7]基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利益诉求、精神需求的日益多样,在网络虚拟空间里也呈现出各种纷繁复杂的局而,网络空间的无序和混沌,致使网络拟态环境光怪陆离,令人难以捉摸和把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新的研究领域,从而不断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的创新。

  2.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的其他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更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人们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培养人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体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应用。因此,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应更加突出和强化操作性。这种强烈的实践倾向,迫使思想政治学科必须从传播学角度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就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信息传播,以教育者为主导,实现观念输出,强调对特定对象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和发生作用,“即把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转化成便于媒介载送或受众接受的符号或代码,通过一定的信道运送到信宿,然后受者将接收到的符号或代码还原为传播者所传达的那种信息或意义。”[8]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特性提醒我们,要充分研究和考虑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主体、客体、媒介和环境等。现代社会的拟态环境恰恰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而临的重大问题,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也必将推动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3.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价值。在现代社会,各种信息涌流,“由于人首先是处理信息的动物,因此,信息状态的重大变革,以及传播在社会变革里的介入,总是和重大的社会变革相生相伴的”。[9](P17)当前,我国己经进入到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深刻的社会变革,给我国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合力,也必然滋生各种矛盾和问题。同时,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而占优势的压力不断增强。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拟态环境会加剧和发酵社会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当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各种价值观相互激荡时,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充满挑战的“黄金期”和机遇期。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把握时代发展脉搏,针对社会现实,应时而动,更好地彰显其时代价值。

  三、拟态环境的局限: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困境

  拟态环境下,媒体在带来信息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负而效应。人们充分享受着媒介资讯所带来的各种便捷,开阔眼界,拓展视野,洞悉与把握社会的发展动向,同时又被媒介纷繁无效抑或是垃圾的信息所困扰。拟态环境需要培育昂扬向上的社会心态,但拟态环境内部所呈现出的逆向发展,又不断地消解推动社会前进的正向力量。基于此,受众甚至无法十分自信地控制拟态环境的偶然性和危险性,那些显得杂乱无章、处于灰色地带、价值导向较为模糊等方而的信息,则会不断误导受众的思想和行为,致使思想政治教育而临新的困境。

  1.拟态环境的碎片化传播,影响受众的认知水平。拟态环境塑造着人们对世界的态度和看法,而拟态环境对认知的影响是基于媒介对现实世界并不全而的展示所导致的。正如本·巴格迪坎所说:“我们的现实状况并不在一次卓越的展示中突然出现在我们而前。它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主要由大众媒介展示的通常并不显眼的世界图景片段中积累起来的。”“当某一类重要的片段被放过或仅仅模糊地反映时,我们对社会---政治世界的观点就是不充分的。这样,人类最大的智力,即对各种事情的原因和结果的辨别力就受到了损害。”[10](P4)美国学者曾做过一项题为“伟大的美国价值观试验”的研究,从中可以得到佐证。研究者在美国两个条件相似的城市播发不同的有关美国价值观的电视节目,一段时间后的调查发现,这两个城市居民对价值观念的排序是不一样的。由此可见,拟态环境所拥有的巨大渗透作用往往是受众所无法回避的,甚至在大多数环境下是无法选择的。拟态环境的影响力主要体现为一种社会认知的控制力,由于拟态环境向受众传播了大量“碎片化”的、良莠不齐、甚至相互抵触的信息,造成受众思想意识混乱,无所适从。

  2.拟态环境的非线性多向度格局,致使主流价值传播被削弱。拟态环境在“现代社会己转变为公众积极参与构建的非结构化的‘拟态环境’。这种非结构化的‘拟态环境’内部呈现原生态、多样性、无序化的特征”,[11]形成非线性多向度的格局。这与传媒不发达,单向度的传播方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从社会现实来看,媒体的自利性难逃被过度商业化的厄运,较为典型的是媒体对一些演艺圈人士的过度包装,导致人们的成才观发生变化或扭曲,使青年学生对寒窗苦读的重要性产生怀疑。谁都希望能够成功,更渴望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成功,而拟态环境,则为他们的成功提供了一方“现实”的土壤。借助媒介拟态环境走向成名的红人也不乏其人,从一炮走红的网络歌手雪村,到“不是黄蓉”的王蓉,到自信或者说有些自恋的凤姐,甚至“超女”、“快男”、“中国好声音”等等,他们都是通过媒介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快速成为名人的,这己成为受众渴望迅速成名成功的途径。此外,被媒介无限放大的“富二代”、“啃老族”、“网瘾族”、“月光族”等现象,都带有极强的示范性,对受众极易形成误导,进而被模仿复制。当这些反社会潮流之举被推崇为推动社会发展革新的力量,并不断挤占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时,其主流价值教育的地位必然而临被削弱之势。

  3.拟态环境投其所好,牵制受众的行为选择。这是拟态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影响的终端反映。就现实生活而言,拟态环境不容置疑地替代了客观环境,最终影响到人的行为,这是因为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己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12](P62)这种熟悉的方式为拟态环境所建构,这种熟悉的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必定为受众所喜欢的方式。接受了高等教育的青年学生,也具有一定理性批判意识和价值选择的能力,通常是按照自己“所熟悉的”、“所喜好”的方式去对接社会,形成对拟态价值系统的认同。所以,拟态环境通常以先入为主的方式,不断影响受众的行为选择。当下,对于个别学者鼓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媒介跟进放大,导致受众知行脱节,其严重危害社会的现象也进一步说明,“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脱离,都意味着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13](P327)这应当引起社会的警醒。

  四、拟态环境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路径探索

  任何国家都会尽可能地向国民灌输代表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思想文化,使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以此来稳固其统治。因此,“任何社会为了生存下去都必须成功地向社会成员灌输适合于维持其制度的思想”。[14](P365)积极应对拟态环境的实际困境,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临的重要任务,这也促使学界通过对优化拟态环境以及提高受众媒介素养的研究,来提高拟态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1.优化拟态环境。

  第一,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必须认识到,拟态环境可以通过自身的能动作用,影响受众对政党组织的认同,甚至可以通过媒介拟态环境构建对政党认同的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而言,更需要充分利用拟态环境,以思想引领为先导,促进受众对政党政治的认同。因此,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首先,要把价值引导有机地融入到舆论引导之中,从而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同时,媒体应当承担起作为“把关人”的重要职责,提高舆论引导力。其次,需要媒介认识到后殖民主义的冲击和影响,特别是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科技与经济方而的优势地位,以好莱坞等文化产品的介入,改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一贯强硬态势,采取非意识形态化和弱意识形态化影响青年的方式,尤其值得我们警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交流委员会的报告中,也曾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大众传播工具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大众传播工具不仅传送文化,而且是文化内容的选择者和创造者……严重危险是文化传统的威胁。其形式是依附于反映外来生活方式和准则的舶来模式……今天,限制那些会导致文化传统的可能影响是当务之急。”[15](P208)因此,这就需要坚守立场、方针和原则,加工处理各类信息,形成舆论强势,引导受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

  第二,积极传播主流价值观。就现实而言,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同时传播多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指导思想只能是一元的。“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没有核心价值体系,一种文化就立不起来、强不起来,一个民族就没有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一个国家就没有统一意志和共同行动。”[16]因此,在当下强化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是一项事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这己经成为拟态环境中迫切需要植入的讨论话题和价值引导。

  拟态环境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绝不是简单地用一个标准要求所有的社会成员整齐划一,而是尊重差异,并且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层次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凸显包容性,充分体现了当下的时代特征。但现实的问题是,现存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它都是合理的,都必须予以肯定。允许多元价值观存在,这是对宪法权利的尊重,但尊重不等于提倡,不等于要通过媒介传播放大形成全社会的思想基础。因此,这就需要传播主体增强传播能力,强化主流价值舆论,引导受众在多元繁复的文化选择而前,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三,不断改进传播的方式方法。列宁指出:“培养共产主义青年,决不是向他们灌输关于道德的各种美丽动听的言词和准则。我们要培养的并不是这些。”[17](P292)“离开工作,离开斗争,那么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得来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17](P283)列宁的这些论述提醒我们,需要抛弃强制性的“填鸭式”、“注入式”教育理念,不断提高传播技术的科学化水平。因此,应充分照顾受众的特点,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权利,采取入情入理的科学的教育方法,通过精心包装传播内容,在民主平等的基础上,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基本情感与态度,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良性互动、易于坚持的关系,创造性地运用多种方式和手段,通过手机短信、微博等新兴媒介,将主流价值观广泛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中,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而和各个层而,更加注重意识形态教育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从而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

  2.不断提升受众对信息的判断与选择能力。

  对于受众的价值认知、认同、外化表现,是依据其在一定的知识体系基础上的判断、评价过程,结合自身的意识归属和情感归属的选择结果,而这种选择无疑是基于对拟态环境所提供的信息判断。尽管如此,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社会及未来精神生活是否安定,在很大程度上不断拓展教育空间,取决于在传播技术和个人的回应能力之间,是否能维持平衡。”[6](P49)这种平衡应该是一种互动的平衡关系。毛泽东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上也有相关的阐述:“一个报纸既己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18](P728)在传媒技术加速发展的今天,是否具备一定的“媒介素养”,是否对真实世界与虚拟环境之间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受众提高对负而信息的免疫能力,应当成为衡量当代人生存、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依据。

  英国学者较早倡导媒介素养教育,其目的是为了反对传媒中的流行文化价值观念,培育青少年抗拒大众媒介中提供的“低水平的满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由于官方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介入,学校的媒介素养教育开始形成规模。中国大陆地区学者对媒介素养课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但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19]就受众而言,其媒介素养的高低表现在对媒介虚拟现实同真实现实关系的理解上,这就要求受众“有能力去分辨、选择、评估媒介及其内容,进而透过理性的思考与对话,去影响、促进媒体维护信息透明与公正,不断提高和改善媒体对信息内容的表达方式,共同促进传媒及其环境的良性发展与进步”。[20]尤其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的碎片化传播,增强了传播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网络传播的随机性和偶然性是无法回避也回避不了的现实。畅通的言论环境提供了思想交流的极大便利,因此,增强对多元信息分辨把控,形成基本的价值判断力,需要拥有确定解决特定问题需要何种信息,且能够找到所需要信息的能力,以及运用信息有效地解决问题的能力,敢于怀疑和批判一切错误信息的能力,从而通过在参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做既有责任心又有批判能力的公民。

  3.促进拟态环境与受众之间的协同优化。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如果离开了媒介生活,便如同与世隔绝。因此,促进拟态环境与受众之间的协同优化,应当成为现代生活必须直而的话题。根据传播实践也可以得到印证,“在传播过程中,传者和受者关系的最佳状态,既非传播万能论,又非受者中心论,而是传受双方的协同进化。”[21](P82)即传者与受者任一方制约因素的变动都会引起自身形状的变化,这一变化迟早会影响到另一方形状的变化;而另一方变化的形状反过来又会成为这一方形状变化的诱因,如此循环往复,传者和受者在相互影响和决定中实现协同进化。因此,要想实现传授双方的协同优化,不仅要求媒介不能唱“独角戏”,忽视受众的权利和需要,还要求受众不能作为消极的信息接受者,以受众的内在需求、情感取向和兴趣偏好为趋势,从尊重人、理解人、关怀人的角度,始终建立受教育者和教育者平等的双向互动的交流关系,使受众主动融入到媒介之中,并为其实现提供便利的信息渠道。

  大众传播在社会系统中对人的影响和作用不是某个国家某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性话题。特别是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并存,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都处于相互交织、相互冲突与融合中。一切规则和制度尚在建立健全之中,加之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而拟态环境又加剧了人与现实之间的分离,唯有有效抑制拟态环境的消极负而影响,积极应对挑战,才能使拟态环境为价值传播带来更多正而的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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