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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增琦:诚信的道德式微与规范发展

  摘  要: 道德口吻是诠释诚信的传统方式。国内外不同场域和不同视角的解读绘就成一幅关于现代诚信基本体系的图谱。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推动着诚信观念的发展演化,诚信已成为政治、经济以及科研、法治等重要领域关注的命题,道德意蕴逐渐淡去,规范化发展成为新的趋势;而契合通过社会诚信体系控制诚信危机的国家战略,以明确其中的诚信要义为原点,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从个人、社会与国家三维度推动“诚信中国梦”的实现,无疑会成为今后研究的重要趋向。

  关键词: 诚信;社会诚信体系;道德伦理;法律原则;诚信实践

  

  一、西方国家社会诚信体系研究的分散式结构

  西方主要国家虽在实体层面业已形成较为完备的社会诚信体系,但在学术领域却难以发现从整体角度研究“社会诚信体系”的著述,更毋提及以“社会诚信体系”为题名的成果,研究旨趣反而集中于相对微观领域。因此,梳理社会诚信体系的图谱必须以理解经济、科研与法治等重要领域的现代诚信基本内涵为肇始。

  (一)以利益为基础的商业伦理诚信

  在经济领域,诚信被视为重要的商业伦理,是市场主体理应具备和铸就的品格。《伦理与卓越:商业中的合作与诚信》是美国经济伦理学代表人物罗伯特·C·所罗门的力作,作者宣称资本主义不仅需要资本也需要性格,诚信代表着诚实交易、公平竞争、共享信息和公开咨询等理念,是企业的灵魂,能给企业带来活力。同时,以下著述也阐释了类似的观点——《Corporate Integrity:Rethinking Organizational Ethics and Leadership》、《The Integrity Dividend: Leading by the Power of Your Word》、《Business Integrity and Peace:Beyond Geopolitical and Disciplinary Boundaries》、《Integrity: The Courage to Meet the Demands of Reality》、《Political Dilemmas at Work: How to Maintain Your Integrity and Further Your Career》、《Heroic Leadership: Leading with Integrity and Honor》、《诚信的种子:员工培训最佳解决方案》、《诚信的背后:摩根士丹利圈钱游戏黑幕》、《公司诚信:反思组织伦理与领导行为》、《企业诚信管理工具与案例》。在这些著述之中,学者们凭借制度经济学或道德哲学为理论支撑,将诚信视为市场主体进行合作与获取长远经济利益的必然要求,恪守诚信是市场主体在各类博弈中实现共赢的基石。

  (二)以责任为内核的学术诚信

  在科研领域,诚信的相关研究更为具体,当下较为关注科研流程中的细节问题,譬如:科研态度、署名、同行评议、科研政策、师生关系等等。学者们意图建立一种相对严谨的道德标准,以期在研究中合理归咎责任并有效治理失信问题,进而达成彼此信任、相互合作的研究氛围。以美国学者麦克里那的代表作《科研诚信:负责任的科研行为教程与案例》为例,作者从知识产权、基因技术、利益冲突等问题着手,结合人体与动物实验、美国专利说明书等典型案例,详细论述了秉持诚信态度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认为诚信是科研工作者、科研管理者以及科研评价者必须遵循的职业伦理准则,应积极倡导负责任的科研行为。除此之外,关于科研诚信的著作还有:《在政治与科学之间:确保科学研究的诚信与产出率》、《科研诚信:负责任的科研行为教程与案例》等等。

  (三)作为法律原则的法治诚信

  在法治领域,诚信被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来看待,贯穿于私法与公法之间。西方学者认为,诚信原则产生于债法,最多用于调整债务人的行为,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将其提升为整个私法的基本原则,诚信由此在民法体系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然而,迄今为止,学者们在诚信原则的内在规定层次却未达成共识。大陆法系学者认为,界定诚信原则存在较大难度甚或不能定义。英美法系学者们则主张,诚信原则可从三个方面进行大体界定——说话算数;不欺诈并公平行事;承担默示义务。美国法学家昂格尔更从公平和义务的角度提出了关于诚信的相关解释,认为“诚信标准要求人们应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中找到两个相互对立原则的中间地带。一个原则主张一个人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可以无视其他人的利益;而相反的原则是一个人必须正确对待他人的利益,仿佛就是自己的利益。”简言之,诚信的基本要求在于获取自我利益以不侵害他人利益为前提,即诚信的正当性源于公平与平等。这种阐释接近于罗尔斯的社会正义论,隐含有关于正义的理解。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学者虽未在概念界定上达成一致,诚信原则却在私法和公法领域得到充分拓展。在私法领域,合同法是研究诚信原则的主要阵地,《欧洲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Good Faith in European Law》)是较为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从20世纪初开始,诚信原则逐步向宪法、行政法、刑法、税法、国际公法等领域延伸,成为公法的基本原则,并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比如:瑞士学者Marcel Baumann的《公法中的诚信的概念——最高法律原则学说之研究》、法国学者Francois Picot的《公法中的诚信》、墨西哥学者Jesuús González Pérez的《行政法中的诚信一般原则》、意大利学者Francesco Manganaro的《诚信原则与公共行政活动》、J. F. O'Connor的《国际法中的诚信》、Alberto Oddenino的《条约必须信守与国际条约适用中的诚信——重建性的提示》,等等。诚信研究的广泛性不仅意味着对学术意义的肯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诚信原则普适性价值规律的揭示。毋庸置疑,诚信将在法治领域发挥巨大作用。

  此外,西方学者在不同领域运用诚信词语的方式也存在明显区别。在法学领域,诚信主要以“good faith”的语词形式表述诚信原则;而在经济、科研等其他领域,诚信的语词表现形式是“integrity”。可见,在西方语境下,法律领域的诚信研究独具特色,特指诚信原则。与其他领域的诚信研究相比,诚信在关系范畴上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但这并不暗示法律领域的诚信在内涵上要窄于其他领域的诚信,在法学家的阐释中诚信原则反而兼具公平、平等、正义等意蕴。

  总之,西方学者虽保有诠释诚信的道德口吻,但涉及政治、经济、学术与法治领域的多元化建构和探索已经突破了单一的道德牢笼。个人不负有对社会或他人的完全奉献义务,除却关于社会公正与平等的责任,利益成为西方学者考量诚信的重要原则。同时,道德入法,诚信的法治化发展亦深入人心,成为建构社会诚信体系的权威性保障。由此,社会主体即能较好地通过自我调节和法律治理解决失信问题,国家则更多地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这对于正在寻求诚信危机治理之策的中国而言,无疑是可资借鉴的宝贵示范。

  二、国内社会诚信体系研究的场域与节点

  国内关于社会诚信体系的研究正呈现兴起之势。研究旨趣不仅局限于诚信内涵、本质等有关初级问题的探讨,研究视角和领域业已逐步拓展。“社会诚信体系”已整体进入学界关注的视野,并且成为研究的主题和重心。特别是随着社会失信问题的日益严重,开展社会诚信体系的研究已成学界和实务界的共同需求。

  有于诚信问题的研究,在中国有久远的历史,国家图书馆至今还珍藏着明朝学者乔应甲1573年编著的《诚信录》。迄今,国内以诚信为主题的研究成果亦相对丰富。其中,不乏代表人物与典型著作。比如:邹建平的《诚信论》(2005)、刘莘的《诚信政府研究》(2007)、苏士梅的《唐代诚信思想研究》(2011)左德起的《刑事司法诚信问题研究》(2011)、徐国栋的《民法基本原则解释——诚信原则的历史、实务、法理研究》(2013),等等。

  然而,相较于诚信本体的研究,关于“社会诚信体系”的研究则起步较晚,直至2002年后成果才相继出现。以中国知网(CNKI)的检索为例,研究性文章仅有82篇。其中,许磊刊载在《中国档案报》上的《构筑全社会诚信体系》一文,是迄今为止可查的最早论述。此外,国家也通过规划课题支持社会诚信体系的研究,例如:以王淑芹教授为首席专家的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研究》、以余玉花教授为首席专家的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研究》等等。通过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当前研究重点、主要观点以及缺陷之处,都可得到较为直观的呈现。

  (一)就重点领域而言,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治领域,法学领域的研究正在兴起。

  在经济领域,研究重心主要集中于会计、金融、食品安全等具体问题。学者通常以博弈论为工具求证经济活动中恪守诚信的合理性,认为共同利益是诚信的生成条件,诚信的形成过程也是主客体双方不断重复博弈即迭演博弈的过程。此外,学者还特别从银企关系、会计信息治理等视角论述了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方法路径问题。

  在政治领域,研究通常与国家政治发展保持一致,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政治原则或指导思想,是在政治领域研究不可回避的视角。以叶祖淼的博士论文《政治诚信论》为例,作者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诚信的理论与实践,较为客观地剖析了政治诚信缺失的危害与成因,提出了建构政治诚信体系的制度方案。该文的研究范畴并非与“社会诚信体系”的范畴完全吻合,但作为研究社会诚信体系一隅的著作,却也是进行更广域研究的重要资源。

  在法学领域,诚信一直被视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民法部门重要的研究命题。然而,从法治角度思考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则相对较晚,2002年的《试论建立我国诚信体系的相关法律问题》一文应是较早的研究成果,作者从诚信原则的角度诠释了推进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道路,认为应当合理认知诚信原则的内涵,确立诚信的标准,促进诚信原则在法律实践中的适用,进而推动诚信体系的建立。其后,相关研究断断续续,直到2010年以后成果才日渐丰盈。其中,《诚信体系建设法治保障的探索与构想》是法学领域的代表作,该文详细总结了之前诚信体系研究的成果与不足。

  (二)依主要观点而论,研究主要涉及基本范畴、主要功能与建构路径三个层次。

  就社会诚信体系的基本范畴而言,学者之间存在不同主张,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周克庸认为,社会诚信体系由基础保障层、自律屏障层和他律控制层三个层次构成。关蓉晖则认为,社会诚信体系可分为公民诚信道德、经济诚信制度与社会诚信文化三个部分。马怀礼的观点较为抽象,他认为社会诚信体系是个人、企业、中介、政府四大主体间相互关系的总和及其运动。相比较而言,蔡旭博士所持的观点更具代表性,他认为社会诚信体系是包括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以及个人诚信三个层面在内的、完整的、系统的、科学的体系。此外,王伟国副研究员拓展了社会诚信体系的构成,他将商务诚信、政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视为诚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针对社会诚信体系的功能,与其说坚持了严谨的态度,不如说寄托了更多期望,研究者认为完善的社会诚信体系不仅可以解决日益严重的诚信危机,也能够实现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目标。比如文建东博士,他在《社会诚信体系与经济发展》中将诚信看作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认为诚信是重要的社会资本,断定社会诚信体系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

  关于社会诚信体系的建构路径,研究者的观点更为多元,莫衷一是。依据论证视角的差异,学者的观点可归为主体论、文化论、法治论三大类。(1)主体论者认为,政府、企业、中介组织等主体在建构社会诚信体系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甚而是关键性或决定性的角色。学者间关于主体重要性的认知不尽相同,有的主张政府起主要作用,有的主张企业或其他主体占主导地位。(2)文化论者的意见则较为一致,主张从传统文化中挖掘资源完善社会诚信体系。(3)在关于社会诚信体系建构路径的各种主张中,法治论者的呼声最高。即使是主体论者和文化论者,在寻求具体对策时也往往借鉴法治的相关举措。在建构社会诚信体系的法治路径中,法治论者并不拘泥于民商法的领域,更多地从司法诚信、政务诚信的视角寻求支撑。

  总体而言,社会诚信体系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过程中难免存在缺陷之处。一是,在研究成果层面缺乏权威性、系统性的著述。学界至今未有专门阐释“社会诚信体系”的专著面世。二是,研究内容层面也多有争议。虽然现有研究的领域较为明确、全面,但在社会诚信体系的基本范畴、构建路径等方面却未达成共识。特别是关于诚信的理解与运用,研究者往往将“诚信”与“信用”相混淆,对诚信的概念边界把握不清,以致于诸多学者将“社会诚信体系”错误等同于“社会信用体系”。这也将成为后续研究中需要审慎对待的首要问题。

  三、社会诚信体系规范发展的研究主线

  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诚信必然会遵循更加规范化的进程,在挣脱道德羁束后而更具法治和人性色彩。研究只能以澄清关键概念为起点,探索失信治理的法治思维与合作模式,唯此,才能推动实践的进程,构建更加诚信的社会。

  界定关键概念:从“诚信”到“社会诚信体系”

  针对核心概念相混淆的现状,后续研究应从词源的角度追寻诚信的古今之义,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推进研究和实践。在追寻古源之义时要秉持扬弃的原则,既要抛弃苛责个人普遍“舍生取义”的理想情怀,也要看到古代诚信突破道德延伸到政治、社会领域的早期萌芽;在厘定诚信的现代内涵之时,要积极借鉴国外经验,正视利益的考量与规则的重要性,避免陷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传统评价标准,更不能忽视所要体现的平等公正的价值精神。只有将现代诚信视为工具诚信与价值诚信、制度诚信与人际诚信的结合,才能推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构。

  以此为基础,才能过渡到对“社会诚信体系”的正确把握。在目前学界,将“社会诚信体系”等同于“社会信用体系”是现有研究中最为典型的错误表达形式。社会信用体系偏重于商务领域,是经济学界最为关注的主流问题,主要以解决商业失信、金融失信为目的,是由一系列法律、规则、方法、机构所组成的支持、辅助和保护信用交易得以顺利完成的社会系统。社会诚信体系则是指关于社会诚信的内在规定,是社会各行业、各单位和广大社会成员对诚实守信道德规范高度认同,并在社会实践中自觉遵循和弘扬诚信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风尚。两者的内涵无疑存在明显的大小之分。前者则是后者的一隅,偏重商务诚信的建设,以建构市场经济体制为旨趣,包括社会征信体系与经济信用法律体系等多个组成部分;后者则从整体高度关注诚信问题,在调整对象与关注领域上自成体系,期待建立一种良性的“善”的秩序。因此,在寻求诚信危机治理策略的研究过程中,要从整体上对待诚信体系,不能局限于经济一隅。

  (二)崇尚法治思维:从法律法规到行业规范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于十八大首次写入党的报告,是新时期治国理政的新标准,具有极强的方法论意义。强化规则意识是未来研究的重任之一,必须将法治置于重塑诚信的重要位置,使之成为解决失信问题的首要选择。

  一是,要明确国家立场,推动诚信法治建设。首先,要加快诚信立法进程,不仅要重视诚信法律原则在私法和公法领域的普及,更要确认诚信权利,将知情权、隐私权、信用权纳入宪法和法律保障的范畴,进行诚信直接立法;其次,要强化诚信执法,杜绝“钓鱼执法”现象;最后,要完善法律监督与保障机制,建立评估体系,推广听证制度,以奖惩体系激励守信行为。

  二是,要创新规则体系,重视“非法之法”的作用。“礼失而求诸野。”在诚信法治的理性建构之外,社会诚信体系研究不能忽视本土法治资源的利用和诚信自发秩序的演化。国家法治之外的“非法之法”,更贴近于社会生活,是现实中的法,更能体现社会主体的诚信意愿,是自发演化的“自然秩序”。特别是随着社会诚信纠纷的具体化和复杂化,纠纷解决就是多元法律发挥作用的过程,学者们所主张的习惯法、民间法、软法等非正式规则必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学界的重任即在于明确“非法”的核心范畴,为将其转化为“实践中的法”奠定前提。

  (三)厉行合作模式:从“国家统治”到“合作治理”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此种理解不同于“统治”的概念,治理的主体不再是单纯的公共机构,私人和社会也可参与其中,甚或两者的合作治理。因此,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就要研究国家与社会之间、社会内部之间存在的两种形式的合作。

  其中,征信机制和社会诚信监督机制是国家与社会合作的主要领域。在征信网络中,除需要国家担负维护诚信或信用信息(特别是公共信息)的统一外,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可充分参与到私人信息的征集中,完善诚信信息征集机制。在社会诚信监督机制方面,非法律评价的主体主要是社会个体、新闻媒体与行业组织。研究必须仔细处理个人或社会组织在实践法律的具体化、明确化、本地化、情境化中地位、作用与功能。

  社会内部之间的合作是合作治理另一种重要形式,本质是社会诚信自治。在现代社会,商业协会、社会公益组织、第三方评估组织等机构种类繁多,各有特色,要充分发挥这些组织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的作用,特别是要解决上述组织在信用评级中专业化程度差、公信力低和社会认同不足的问题。此外,社会诚信自治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在自治中要将诚信与利益相衔接,即诚信的社会主体应在个人或组织发展方面获得来自单位、行业、社会(不限于政府等公共资源)的优待和支持。二是,要避免自治异化的问题,防止和杜绝形式主义的障碍。

  综上所述,诚信的传统格局已被社会变迁的时代诉求所突破。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不仅要回溯过去,更应着眼未来。利益是诚信体系中的固有要素,不可漠视其存在;包含“非法”的广义法治是诚信体系建设的外在保障,自然要开拓思维;合作治理是处理失信问题的新型模式,务必正视其平等与公正的价值与精神。三者相互联系、彼此递进,组成了诚信实践的核心命题,是对未来诚信研究论纲的初步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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